日本在西北建立“回回国”阴谋的失败

一、日本侵略者在西北筹建“回回国”阴谋

日本侵略中国，一方面依靠他强大的军事力量，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人民，同时在政治上采取“以华制华”的阴谋，竭力挑拨中国内部的民族关系，破坏中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以实现灭亡全中国的阴谋。1931年日本侵占东三省后，扶植建立伪“满洲帝国”。“七七”事变及日寇进占平绥线后，在日寇的操纵下又产生了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从此，内蒙古除伊克昭盟外，尽为日寇所侵占，同时对未沦陷区的蒙古地区更加紧进行挑拨离间与政治阴谋活动。宁夏与内蒙古西端毗邻，日本占领内蒙古大部分地区后，下一步企图在宁夏、甘肃、青海等我国聚居的西北地区建立伪“回回国”。

日本人侵占东北、华北后，蓄谋肢解西北，怂恿各地方政府“分治”，尤以甘、宁、青三省聚居区为重点。他们利用历史上民族压迫政策造成的回汉矛盾，鼓吹“自治”，企图在甘宁青地区成立一个类似伪“满洲国”那样的傀儡国－“回回国”，使甘宁青成为日本的附属地。为了实现这一阴谋，日本人以拉拢马鸿逵为重点，并炮制许多谬论，宣称日发动征战的最终目的是“建立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指出“回回本非中国人，来华以后，除遭受欺凌外，无它收获”。日本人故意夸大回汉之间矛盾，挑拨回汉关系，倡言“抗战是为了汉人，日本人与回回没有矛盾”。打着“尊崇回教”、“维护回教”、“提倡回教”、帮助建立“回回国”为幌子，来欺骗迷惑群众。日本军政头目和法西斯文人纷纷发表文章，为建立“回回国”制造舆论准备。“九·一八”前后，日本加紧对华渗透，在华设立回教调查机构，全国人口、军事力量、西北地区军政人物、全国各地清真寺院概况、教长及寺院负责人之姓名、伊斯兰教各教派门宦概况、历史上曾发生过的重大事件及维吾尔族问题、撒拉问题均在调查之列。1938年，小林元受日本“回教圈研究所”的派遣，前往我国东北、华北等地，对我国穆斯林社会进行了长达半年的调查。自20世纪30年代起，日本国内掀起一股回教研究热潮。

日本人将回教工作视为军事工作之一环，前后派往中国从事回教工作者达百余人。远在民国3年，日本浪人涛秀雄化名为马成龙在甘肃组织黑龙会，从事挑拨回汉关系活动。同年日人川村乙麻假借皈依伊斯兰教之名，在宁夏搞宣传分裂活动，被马福祥将军发现后逮送至张家口日领署。“七七”事变后，阿拉善旗、额济纳旗、宁夏、武威、西宁……等地均有日寇特务机关活动。

日本朝野上下，均知回教工作之重要，由关东军、南满铁道会社、纺织联合会、三菱、三井、诸友等军事、政治、企业团体共同发起，组织大规模之“回教穆地巡礼团”，利用朝觐、出访穆斯林国家等外交活动，大肆制造国际舆论，向世界穆斯林国家宣称，日本占领东北后如何“提倡回教”，企图淆惑国际视听。日本国内并无多少穆斯林，而他们以伊斯兰教的保护者相标榜，并假意在东京建立两座清真寺，寺内附设“回教圈研究会”。在东京清真寺落成典礼庆祝会上，抬出伪满洲溥仪兄嫂溥光夫妇，并授意他们二人向伪“中国回教总联合会”总代表表示已皈依伊斯兰教，一切礼节及把斋，均遵从回教习惯。很显然，这是所谓“溥光殿下也是虔诚回教徒”的宣传来欺骗人民，是日本侵略者的又一花招。日本人在东京造了两座清真寺，而在中国不知毁了多少清真寺，杀了多少同胞。

1938年2月，日本华北军方面派顾问高垣信道，网罗回教中的败类刘锦标等人在北平成立伪“中国回教联合总会”，定会旗为长方形，以星月为会徽，绿地白月，开会时与日旗同时悬挂。在总联合会下，各地广设分会，在经费上给以大力资助。此项机构的设立，系日本在华组建伪“回回国”的又一阴谋。

日寇在建立伪“回回国”的具体事项方面，关东军比华北军更为急切。关于伪“回回国”地域问题，日本关东军内部分为两派，以曾任日本兴亚院蒙疆联络部长官及驻华大使馆前武官酒井少将为一派，主张自南疆塔里木河流域，直至祁连山以北，东到宁夏及五原、临河、绥西一带，地域包括宁夏、甘肃、青海、新疆及绥西等我国西北地区建立伪“回回国”。关东军之干部派则主张以宁夏、绥西一带先行成立“回回国”，然后逐渐向西扩展，贺兰山以西的额济纳、阿拉善蒙古二旗仍属于蒙疆之政治范围，以二旗为军事后盾，必要时给宁夏以彻底打击，逼其就范。可见日本分裂阴谋之恶毒与阴险。从后来日军阴谋侵占西北的军事行动看，显然日关东军采纳干部派意见，关东军将主要工作放在说服、拉拢马鸿逵投靠日军，拥护“满洲国”，以实现在宁夏一带先行建立伪“回回国”的计划。由于马鸿逵坚决反日及马鸿宾出兵绥西抗日，使日本侵略者在宁夏等地建立“回回国”的阴谋彻底失败。

不管日寇对怎样进行挑拨、离间、分裂，来破坏回汉人民的团结抗日，但真正受其愚弄和欺骗的只是少数。人民具有坚决反抗异族压迫的光荣传统，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全国绝大部分是坚决反对的。广大人民真诚拥护中华各民族的团结抗日，并自觉奔赴抗日前线，在抗战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每个抗日的战线上，正规军与游击队中，以及一切抗日团体与抗日工作中，处处都看见同胞与非同胞亲密地站在统一战线上，为保卫祖国，为争取民族生存而战”。许多青年志士组织“回教近东访问团”、“甘宁青救国宣传团”、“战地服务团”等爱国团体，并出版《回教大众》、《月华》、《回教青年月报》等报刊，从事唤起全国民众团结抗战，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政治、军事阴谋。在全国抗日高潮推动下，驻守西北的许多国民党将领也加入抗战行列，“甘宁青许多军政领袖－国府委员马麟、马鸿逵主席、马步芳主席、马鸿宾将军、马步青将军等在抗战以来，即不止一次的表示忠诚拥护全国团结抗战，并实际参加抗战”。抗战时期曾任甘工委书记的孙作宾在其回忆文章中写道：“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虽是中的封建军阀，但我们认为他们在西北仍占有重要地位。在全国抗日运动不断高涨和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政治形势下，在甘肃各抗日力量的配合下，他们也是会站在抗日方面的。所以，我们也要注意做他们的工作。”抗战开始后我党及时调整对驻守宁夏的国民党将领马鸿逵的政策，1938年11月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制定《关于绥蒙工作的决定》指出：“要尽力争取一切友军与我们亲密的团结抗日……以达到团结抗日的目的。最重要的是要弄好傅作义、马鸿逵两处关系，无论马部如何落后动摇，总要用尽一切方法争取联合，不使之走上与我敌对的方向，这在坚持绥远抗战，保卫宁绥，保卫西北，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党中央高瞻远瞩，认识到团结马鸿逵抗日的重要性。

二、日寇威逼拉拢马鸿逵未果

绥蒙东部被日军控制后，日本逐渐向西渗透，企图占领阿拉善、额济纳两蒙旗，以形成对宁夏牵制之势，实现在西北建立伪“回回国”的阴谋。阿拉善和额济纳两旗位于贺兰山以西，孤悬塞外，地域辽阔。阿拉善旗政府所在地定远营（现名阿拉善左旗）距宁夏省城120公里，虽有贺兰山横隔中间，但汽车仍可通行。而额济纳旗政府所在地东庙，距宁夏省城600余公里，砂碛荒漠，交通极为不便。“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开始派遣特务潜入两旗，建立据点，设立特务机关，安置电台，派遣汽车、驼队运送物资。1935年，日军在额济纳旗东庙和阿拉善旗定远营开辟军用机场，开辟百灵庙－定远营－东庙之间的不定期通航。之后，日本人组成所谓经济考察团四五十人由百灵庙出发，乘汽车到宁夏，沿途测量地形，考察经济，拍摄照片。当时国民党中央抗日决心还没形成，再加马鸿逵胆怯怕事，对日特务活动采取容忍态度。日本特务到宁夏，暗中拉拢马鸿逵，并施加压力，要马投靠日军，马鸿逵此时采取既不反日，也不降日的态度，静观时局变化。

1936年2月，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郞中将飞抵阿拉善定远营进行阴谋活动，板垣以伪满洲国溥仪的名义和阿旗达王取得联系，并强调伪满洲与达王的亲戚关系。达理札雅的妻子是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的堂妹，因而达理札雅为日特务机关提供一切方便条件。马鸿逵曾派其秘书长叶森前往定远营交涉，叶森坚持要板垣离开阿左旗，遭蛮横拒绝。1936年中秋节，有4个日本特务搭车来到宁夏省城，马鸿逵令银川饭店只供4名日本人住宿，不供膳食，日人见环境如此不利，要求返回定远营，马鸿逵当日本特务面枪杀了给日本人售票的职员和开车司机，以示与日本人绝不合作。为防止日本特务进一步渗透，马鸿逵下令公路局不许卖票给日本人，车上也不准搭载日本人，违者以汉奸罪处以死刑。

1936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的抗日活动。国共两党再次合作，西北地区停止了内部军事行动。国共两党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促使马鸿逵的抗日态度逐步坚定。此时日本特务在阿拉善旗活动更加猖狂，马鸿逵认为达理札雅是西北的一个隐患，若不及早看管起来，将来一定要给日本当“傀儡”，坏国家大事。1938年2月，马鸿逵以换防为名，派兵将定远营团团围住，强行把旗王达理札雅“请”到银川，看管起来，并赶走了日本特务，在定远营设立“宁夏省政府驻定远营办事处”。直到抗战胜利，才把他放回阿旗。1937年8月，马鸿逵派宁夏省民政厅长李翰园带一排人，以马步康旅为军事后盾，破获了日本在额济纳旗的特务机关，日特务全部就擒，解往兰州。

然而，日本侵略者并没有中止对马鸿逵的拉拢，他们对马鸿逵仍寄托着“合作”的希望，他们清楚，如果马鸿逵一旦投日，则西北地区其他几位军政界要员就会很容易攻破，到时，日本可顺利占领西北地区大片领土。“七七”事变后，日寇占领绥远，到处物色与马鸿逵有关系的人物，企图通过他们使马鸿逵屈服日军。当时被北平日本特务机关选中的二人中，一是马鸿逵胞弟马鸿炳；另一位是与马鸿逵父子关系较密切的蒋辉若。绥、包沦陷后，日本特务找到马鸿炳，照顾其生活，并邀其出任伪职。此事后被蒋介石侦悉，电令马鸿逵“最好把令弟从北平叫回宁夏”。不足一月，马鸿炳随经商驼队回到宁夏。蒋辉若为甘肃临夏八坊，与马鸿逵父子交情较深，曾任马福祥部旅长，投靠日本后，任伪“回军总司令”驻包头，配合日军，积极做向西进兵之准备。1938年初，日本关东军方面在“中国回教总联合会”下设“西北回教总联合会”，会址设在绥远省城东寺巷口，而该会会长职务一直虚悬，日方声称至少须一回教有力军事领袖始可担任会长职务，这分明在向马鸿逵暗示。日本人见马鸿逵对他们的拉拢利诱无动于衷，1938年底，又特色了一个阿訇，来宁夏做说客，要马鸿逵拥护满洲国，但此人刚到包头，就被马鸿逵阻止。之后，日军向宁夏省城空投满洲国信袋、宣传单，劝马鸿逵投降合作，也没奏效。两个月后，日军见没有动静，派8架飞机轰炸宁夏省城，以示威胁。不久，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再次飞抵阿拉善旗，邀请马鸿逵前往会谈。马鸿逵派党部书记长周百隍前去会谈，板垣很不高兴，问周何以马鸿逵不来见他，并且说马家是清室历代忠良，现在满清帝国在满洲复国，马鸿逵应该继续为清室效力。周代表说：在现时敌对情况下，马主席怎能来见你。你们无故占领了中国的土地，杀害中国同胞。八国联军时，你们出兵最多，马家人员很多在北平正阳门上，被你们日军杀死。如今家仇未报，国仇未雪，势不两立。可见日本关东军为拉拢马鸿逵的确费了一番心机。日军劝降的最后一点希望落空，板垣颓然返回，之后日军恼羞成怒，派飞机四十余架轰炸宁夏省城，也标志着日军策反马鸿逵的阴谋宣告破产。

三、马鸿宾、马鸿逵出兵绥西抗日

日本侵略军看到对马鸿逵策反不成，企图派重兵武力征服。日本侵略者向西进攻，为马鸿宾、马鸿逵意料中事，他们在此之前着手进行了抗御日本大规模侵略的一些准备工作，构筑防御工事，加紧抗战部署，为有效地组织全民族自卫战奠定了基础。如为加强北部黄河沿岸防御力量，修策防御工事，挖壕沟，在交通道口设阻绝阵地，隐蔽埋伏炮兵以备阻击日军。81军军长马鸿宾带领部下认真研究日军武器，进行防空防毒训练，为使部队适应沙漠地区作战，进行野外练习，制定了克敌制胜的具体战术。对广大士兵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揭露日本侵华的丑恶面目，极大地提高了士兵战斗素质和爱国热情。时任宁夏省政府主席的马鸿逵进行战前动员，动员民众捐钱捐物，支援抗战，同时加紧生产建设，巩固后方根据地，增强抗战力量，扩充军备，集结待命，准备开赴绥西战场。

1937年10月，国民党国民政府划甘、宁、青三省为第八战区，朱绍良为战区司令长官兼任甘肃省主席。不久马鸿逵、马鸿宾部队组编为第17集团军，马鸿逵为集团军总司令兼11军军长、宁夏省主席，马鸿宾为副司令兼81军军长。1938年5月，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马鸿宾为绥西防守司令，并由马鸿逵部调拨步骑兵各一旅到绥西，亦归马鸿宾指挥。面临外敌入侵的局面，兄弟俩尚能团结一致，马鸿逵对马鸿宾去绥西抗战积极支持，派两个骑兵旅开往绥西，归马鸿宾指挥。一旅驻五原，一旅驻狼山，又加派一个警备旅驻磴口县三盛公，为预备队。1938年冬，蒋介石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调整战区，以傅作义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马鸿宾为委员。

1939年夏，日军板垣师团一部，配以汽车、装甲车、坦克向绥西作试探性进攻。日军向驻守乌拉脑包81军206、205团发起进攻，该团官兵奋起抵抗。他们避敌之长，与日军展开近距离战，使日军重型武器不能发挥作用。他们用大刀砍敌人汽车轮胎，有的敌人还没有下车就被击毙。广大官兵浴血奋战，迫使敌人溃退。是役，缴获日军汽车2辆和许多武器弹药。81军首战告捷，极大地鼓舞了绥西军民的抗日斗志。

1940年1月16日，日军纠集晋、察、绥各地驻军，以26师团长黑田重德为总指挥官，指挥绥包原有部队、小岛骑兵集团、独立守备第24大队、第3大队、独立第4守备队、26师团，配备山炮40余团，汽车、装甲车、坦克数千辆，气势汹汹向绥西进犯。日伪军共约4万人，分两路，一路向驻守在乌布浪口、四意堂、乌拉脑包、乌镇一带的81军防区进犯；另一路沿包宁公路向布防在五原、临河一带的马鸿逵两个骑兵旅进攻。当时，马鸿宾在重庆参加蒋介石召开的高级军事会议，部队由35师师长马腾蛟指挥。敌人先与35师接火，日军以陆空联合进攻，用飞机轰炸马部阵地，接着以密集炮火轰击马部35师208团防守的乌布浪口阵地，马部官兵奋起抵抗，战斗十分激烈。日军向马部阵地施放毒气，许多士兵中毒，出现头痛、恶心、呕吐等症状，马部战斗力大大削弱。2月1日，我乌布浪口阵地被敌突破。第二天，日军又向四意堂阵地进攻，又遭马部206团的阻击。日军凭借坦克、装甲车掩护，突破四意堂阵地。35师阵地全面崩溃，全师官兵纷纷溃退。日军装甲车沿公路追击，马部避开公路向西南方向撤退。时傅作义35军主力在折桂乡地区与日军激战。2月2日，马光宗的骑一旅在梅令庙附近与日军遭遇，与日军激战到6小时，日军伤亡严重，调来援兵，以炮火向骑一旅左侧阵地猛攻，切断了骑一旅与总指挥部的联络，黄昏时骑一旅撤出阵地，五原失守。骑二旅在向磴口撤退时，与伪蒙兵相遇，激战3小时，将蒙兵击退。骑兵旅退居磴口附近，构筑战壕，准备阻击日军。5日，敌汽车500余辆，直趋宁夏境内磴口之三盛公，被马部截击于补隆淖及乌拉河一带。2月13日，马部经短暂休整后，向黄羊木头、临河、善坝敌人猛攻，将敌分截数段，敌军退居五原。

马鸿宾得知部队战败后，立即赶到磴口收容部队。对在作战中失职的指挥官分别给予撤职、降级处分。收集散兵，准备与敌人再战。日军占领五原后，没有再向西进攻，主要因为到1940年全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已没有多余兵力扩大战争了，留下少数日军和伪蒙4个师驻守绥西，主力部队向东收缩。1940年3月傅作义决定组织战役，打击日伪军，收复五原。3月18日，完成对五原之包围后开始总攻，先攻克五原外围据点，“两狼山下，反复厮杀，声震天地”。敌人退路已被切断，日军士气衰竭。20日，35军部队冲入城内，与敌巷战。21日81军之一部及17集团军之骑兵旅，分左右翼迂回包抄，22日五原克服。4月初，乌镇、乌布浪口等地也相继收复。

3月下旬，正当傅作义35军与日军在五原激战时，包头日军渡过黄河，企图从南线包抄35军后路，受到马鸿宾81军的阻击。马鸿宾总结上次与日军作战失利教训，命令各团利用沙窝地军车不能畅行，进行游击战，即敌进我退，敌退我进，选择时机，打击敌人。夜间到敌阵地放枪骚扰，使敌人不得安宁。最后敌人被迫放弃南线增援计划。日军撤退后，81军即向黄河以南之伪蒙骑兵发起进攻，经过月余大小十多次战斗，大部分伪军据点被马部扫除。到1943年底，绥西防务全部由傅作义部负责，马鸿宾81军返回宁夏进行修整。

在整个绥西战役中，日军动用飞机、大炮、坦克、装甲车、汽车等机械化部队并配有化学武器配合作战，而马部所用武器仅是一些旧步枪，还有单打一的老毛瑟枪，如果离敌人稍远，不起一点作用。马部所用的旧式迫击炮，射程近威力小，一冒烟即暴露目标。但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是人，而不是武器。参加绥西抗战的将士中以回汉族为主，在危难时刻，他们团结一致，共御外敌，涌现出许多动人事迹。在绥西战役中，马鸿宾部有少数受伤后被日军俘虏的士兵，据其逃回者说：“日人以我军使用之汉阳造步枪作战，极尽嘲笑之能事，谓以此种武器，可以打‘皇军’吗？我受伤士兵说当然可以打，即使我们没有武器，也可以用拳头打倒你们。”西北救国会通电全国，高度赞扬了他们忠勇杀敌的精神，并将各地的募捐，不断汇交绥远军民联合会，收转前方将士。《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第一、二卷发表《绥西前线的回回军》和《绥西穆斯林的爱国动态》，热情赞扬了将士英勇抗敌的英雄事迹。

宁马部队驻守绥西4年有余，坚守西北前沿阵地，肩负着爱国守土的重任。绥西会战，历时3个月，81军与骑兵师艰苦奋斗，虽败不馁，重整旗鼓，捕捉战机，屡创日军，他们与傅作义部密切配合，收复了被日军占领的大片国土。绥西抗战的胜利，一方面保卫了大西北，使西北回汉人民免遭侵略者的蹂躏，最重要在于彻底粉碎了日本侵略者企图分裂中国、在西北建立“回回国”的政治阴谋。

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主要形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斗争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毛主席曾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国共两党为基础的，而两党中以国民党为第一党，抗战的发动与坚持，离开国民党是不能设想的。”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政府的抗战还是比较努力的，并负责正面战场，在全国人民和敌后战场的配合支持下，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英勇抵抗。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影响下和全国抗日高潮推动下，马鸿逵、马鸿宾出兵绥西，积极抗日，值得肯定。另外，马氏家族具有反抗外敌入侵的传统，早在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马鸿宾父亲马福禄率甘军坚守正阳门，在北京保卫战中壮烈牺牲，同时阵亡的还有马福禄兄弟福贵、福全，侄耀图、兆图及甘肃子弟一百余人，马鸿宾、马鸿逵家族与外国侵略者及日本帝国主义结下的深仇大恨，也是他走向抗日的一个重要原因。

马鸿逵能出兵抗战，也有为了保住自己地盘和宁夏省主席位子的因素在内，所以马鸿逵的抗日方针是保守的，他的军事部署目的不是主动向日伪军进攻，而旨在尽可能阻止日军由绥西进入宁夏。绥西战事平息以后，随着全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政府政策也开始转变，马鸿逵也逐渐变为消极抗日，积极，并制造了一系列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