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荆州州治所在的南郡到定西的王都谷阴，约两千余里，如今蜀地、秦州三郡虽然分别被桓蒙与莘迩收复，其间的通道已经打通，出了荆州之后，先西入蜀中，经巴东、汉中等郡，西北而上，至定西秦州的武都郡，再经陇西郡，渡过黄河，而即可入定西目前主要的地盘陇州，但沿途翻山越岭，渡江逾河，却是路很不好走，因是，桓蒙的信一个多月后才送到莘迩案上。
时已初夏，天气渐热。
气温热，定西王城谷阴的政治气氛更热。
就在数日前，由莘迩一手创立，羊髦、孙衍、黄荣、羊馥、傅乔、张龟等集思广益，把之制定成形的“三省六部”此制，其中各省、各部的主官、属吏，都任命、配备完毕，悉数走马上任，已是取代督府、牧府、王府、太尉府等并行掌权的各府，开始正式在定西朝中运行了。
三省，是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
中书省之所掌，与东唐的中书省基本相同，为审理章奏，草拟诏旨，专管机要，参议时务，有辅助国主决策之权。
定西到底是个王国，令狐乐只是“王”，不是“皇帝”，如其属官与中央官职名称相同的话，未免有僭越之嫌，故是在羊髦的建议下，定西此省虽与东唐的中书权责相当，却改了个别的名，唤作“内史省”，其之主官，也不称中书监、中书令，称作内史监、内史令。
监、令的职务相等，但内史监的位次略高於内史令。
内史监，选了张浑出任，内史令，任给了羊髦。
中书此名，最早出现於秦代中期，秦武帝始使宦者典事尚书，谓之中书谒者，置令、仆射；到前代成朝时期，乃设中书省。成朝之所以设立此省，是为了分尚书台的权，加大皇权。亦是出於此故，凡能任职此省者，多为天子的近臣，通常都是深得天子信任的人，论以权力与地位，实是权重而位贵。中书省的官廨位在禁苑之内，因为本朝禁中有一池名曰“凤凰”，故本朝士人便常以“凤凰池”为其代称，——从这个代称，也可看出此省的贵重。
本朝早期，尝有出身自颍川荀氏家的一位中书监，后被迁任尚书令，尚书令总理政务，权力比中书监大，但这位中书监，却因自此不得再掌管机要，而竟怏怏，对来祝贺的群臣们说：“夺我凤凰池，何贺之有？”中书之秘要，由此亦然可见一斑。
羊髦的资历不够，无法出任内史监，事实上，他担任内史令已是十分勉强的了，同时也是出於“团结能团结到的大多数”之目的，莘迩因举荐张浑担任了此省的首吏。
监、令以下，前代成朝时期，中书省的属吏有通事郎、黄门郎，臣下有奏，先由黄门郎观阅署理，然后通事郎署名，经过这两道程序，再呈报天子，为帝省读，最后由皇帝决定采纳奏书中的议论与否。大多情况下，皇帝都只是简单地许个“可”，就行了。至本朝，改通事郎、黄门郎，统称为中书侍郎，置员四人，江左之初，改侍郎称通事郎，但不久后就又改回来了。
中书侍郎下边，复有中书舍人。舍人本是两员，一个官名舍人，一个官名通事，本朝迁鼎江左后，一个因为控制的地域少了，以前的一些官用不上了，一个因为财政收入大为缩减，中央也没什么钱了，於是便削省了一些中枢的官员，合舍人与通事为一，谓之通事舍人，——再后来，到如今，连这个通事舍人，江左也省掉了，而从中书侍郎中选一人代掌其职。
中书省起草诏令等权，属於监、令、侍郎，舍人没什么大权，其职是呈奏案章。
四个侍郎，也像监、令，改称内史侍郎，任命的诸人，一个是麴家的子弟，一个是阴师的从子，一个是数次出使有功的莘迩故吏高充，还有一个是在关键时刻把宋方给卖掉了的宋翩。
中书舍人，一如现下的江左，定西也将之省掉了。
门下省之所掌，亦类江左，其职为侍从左右，切问近对，拾遗补缺，换言之，即顾问应对与规谏；此外，又有平尚书奏事之权，也就是可以监督尚书的奏议，或者给他们把关，也可以把尚书的奏议驳回，或连同原文一起送皇帝审批；另外，於各种礼仪环境中，其省之官员还有从侍君主、参赞威仪等等之责。
这个门下省，前身是秦的侍中，本只是君主手下的侍从机构，发展至今，权力已是逐渐扩大。
江左的门下共有门下、侍中、散骑三省。门下的官吏有侍中、给事黄门侍郎、通事舍人等，侍中的官吏有公车令、太医令等，散骑的官吏有散骑常侍、散骑侍郎、给事中等。
莘迩在这次改制中，把三省合为了一高官吏用“侍中”之名。
江左门下省的侍中共有四员，莘迩认为按定西国中、朝中的现状，不需要那么多的侍中，故此只定下了两个员额，一个由陈荪出任，另一个则委任给了黄荣。
与羊髦的出任内史令一样，黄荣能得任此职，也是全靠莘迩如今的威权。别的不说，拿江左举例，在江左朝中，侍中这个职务，早被北方的流寓贵族所垄断了，南人轻易是得不到此任的。想那南人中著名的士族也有不少，以其等之族望，犹尚不得任此职，况乎黄荣这个寒士？要不是及早抱住了莘迩这个大腿，别说出任此职了，就算妄想，黄荣也不敢想他会能有今日！
门下省，也改了名字，改称为黄门省。门下省的官员是君主的近侍顾问，“门下”的这个“门”，指的本就是“黄门”。黄门是对禁中大门的别称，“凡禁门黄闼，故号黄门”。
尚书省，在三省之中，权力最大，朝中的大小政事悉归其理，所谓“尚书制断，众卿奉成”。并随着门阀之势盖过了皇权，根据政务需要和皇帝批准的原则，本朝迁鼎江左后，尚书台另多了可以独立颁下文书，指挥政务的大权。为有别於天子的诏令，此种文书被称为“尚书苻”。
——却是江左而下搞的这一套，“政务需要”、“皇帝批准”云云，明眼人一看即知，不过是皇权的裹羞布罢了。像那之前的大权臣王氏等，他们通过百官群臣向孤立无援、形同傀儡的皇帝提出这个要求，莫非皇帝还敢拒绝不成？不过这个制度，在黄荣等看来倒是不错，因而，便把江左的这套“规制”拿了过来，也放入到了定西新设的这个“三省六部制”中。
三高官吏中，尚书台的长吏尚书令，最是定西朝野焦点瞩目的所在，何人可以出任？
莘迩把此职表给了麴爽。
麴爽原本大为惊喜，假模假样地推辞了一番，随之即欣然领受，却没开心两天，忽然孙衍、羊髦、黄荣等人，包括张浑、陈荪也署了名，一致请求左氏、令狐乐拜莘迩为“录尚书事”。
何为“录尚书事”？
此职始设於秦朝中期，乃是唯三公能够出任，其职权无所不总，“录”者，总录朝端之意也。
亦即是说，在没有“录尚书事”的时候，尚书省的尚书令是省中的主官，但在有了“录尚书事”后，尚书令就只能屈居於下，等若其之属官了。
那么，录尚书事这个职位的权力有多重，地位有多高？
只从江左朝廷从迁鼎之初到目前为止，历任的“录尚书事”之人都是谁就可看出。
截止眼下，江左出任此职的共有十一人，其中十个都是出自头等阀族，莫说寻常士人，便是二流士族的人也当不了此职，仅有一个出自宗室，即江左今之的那位“相王”程昼，而一者，程昼任的还不是真正的“录尚书事”，是比录尚书事低一等的“录尚书六条事”，二来，程昼此人之所能有今日在江左朝中的地位，全是因他倾向士人而来的，等於说他其实是受到阀族操纵的。
从这方面来讲，要是正常的情况下，以莘迩的族名，他是根本没有资格出任此职的。
整个定西来说，够格出任此职的，无非也就是宋、张、氾、麴几家的人。
麴爽对此是相当的恼怒，可联名上书的人中，不仅有羊髦、黄荣这些莘迩的党羽，且有张浑、陈荪这样的朝中重臣、右姓名公，反观於他，能指挥得动的朝臣不管是人数、抑或是重量级，都远不能比，他亦只能忍气吞声，无可奈何，接受了这个现实。
倒有人建议他，干脆辞职不干，舍了尚书令此职就是，然想来想去，尚书令毕竟是三高官吏中最耀眼的一个，麴爽究是难以弃如敝履，终还是以“新政方始，诸姓分权，我若不得贵职，则我家名望势必为之大低，今可委屈我身，不可委屈我家”为由，没有听从那人的进言。
尚书省的官员，尚书令以下，是左右仆射、列曹尚书、丞、尚书郎、令史等。
左右仆射，秦时本是一人，只有一个仆射，直到秦末，才分为左右。自成朝至今，有时置两员，有时置一员，变化不定。莘迩取用了两员之制，左仆射任给了孙衍，右仆射任给了氾丹。
把右仆射任给氾丹，是定西朝野的大臣、士人们多没有想到的。
黄荣等也没有想到。
黄荣出身不高，之前的仕途艰难，对氾丹这类仕途通畅、青云直上，而又自恃族望，骄傲慢人，轻视寒士的阀族子弟向无好感，便私下问莘迩：“氾宽前诬明公，明公不诛杀之，已是宽大，今却为何更召其子氾丹还朝，授右仆射之要职与之？”
莘迩回答说道：“氾丹少年名扬，乡议誉为‘麒麟郎’，观其十七岁出仕以今，为政虽稍急厉，然其转任州郡、朝廷，凡十余年，所在考评皆优，堪称能臣，右仆射之职，非常合适於他，是以我奏请大王、太后，召他还朝，授其此职。”
黄荣说道：“可是明公，氾宽的被逐出朝，说到底，是因於明公，料氾丹对明公，一定是会极怀不满的，如果他在右仆射的任上，处处与明公作对……”
莘迩打断了他，不让他继续往下说了，正色说道：“我前奏请朝廷逐氾宽出朝，是为了国家；今召氾丹还朝，也是为了国家。景桓啊，你跟着我的时日不算短了，还不知我的为人么？我莘阿瓜的眼中，岂有私仇？只要他氾朱石有用於国家，便是他父亲再诬陷我一次，我一样会重用於他的！”顿了下，又说道，“再则说了，今春，柔然犯西海，氾丹未因其父被逐而怨望懈怠，反与索恭齐心合力，共御外寇，亲犯矢石，临危不退，遂败北虏，擒其小率一人。索恭在捷报中，备述氾丹的忠勇，此卿之所亲眼所见，氾丹能以国事为重，我难道还不如他么？”
黄荣适时地露出钦佩神色，说道：“乃心王室，尽忠国家者，朝中无人能出明公之右！”
转天，黄荣与莘迩的这番对话，就通过傅乔、张龟两人的嘴，传遍了谷阴的朝野。
太后左氏在宫中也听闻了这件事，深为感动，心绪荡漾，认为非得有所赏赐，才能酬答莘迩的这片忠心，可是赏什么好呢？金银珠宝，莘迩向来不感兴趣；歌舞女乐，不太适合奖赏忠诚。犯难多时，左氏取下了自带的香囊一个，命亲信的宫女拿去莘家，权作赏赐，给了莘迩。
题外话且不必多说。
江左尚书台的丞有两员，分是左丞、右丞。
左丞主台内禁令，宗庙祠祀，朝仪礼制，选用署吏，急假；右丞掌台内库藏庐舍，凡诸器用之物，及廪振人租布，刑狱兵器，督录远道文书章表奏事。左丞并拥有监督、弹劾包括令、仆射在内的“八座”之责。
——“八座”，此称源自秦朝中期。当时秦朝在尚书台内设立了六曹，六曹尚书加上令、仆射各一人，是共八人，而又尚书台尚书郎以上的官吏虽有品级高低之分，但都是必须经由大臣、吏部提名，皇帝批准，而才能得以任免的，令、仆射无权直接干预，即下级并非长吏的参佐、掾属，虽受令的监督，却若同僚，故此乃有“八座”之称，凡有重大的政务，依照惯例，皆是由此八人坐在一起，共同商议决定，是又为“八座议事”。
左丞、右丞，分授给了定西的势族子弟。
名为“三省六部”，尚书省下的诸曹在此制中，自然便是六个。
六曹之名，分为吏、户、礼、兵、刑、工。
六曹，或言之六部，其下又各分四司。
吏部的四司是吏部司、主爵司、司勋司、考功司；户部的四司是户部司、度支司、金部司、仓部司；礼部的四司是礼部司、祠部司、膳部司、主客司；兵部的四司是兵部司、职方司、驾部司、库部司；等等等等。
六部的主官，称为尚书。
其中，羊馥出任了户部尚书，傅乔出任了礼部尚书，张僧诚出任了兵部尚书。
六部之中，资位最重的吏部尚书一职，莘迩举荐了麴硕的长子麴兰出任。
吏部主管官员的升迁事，责在授官，此职是极其清贵的，江左阀族的年轻子弟们，无不以出任吏部为期望，有那族声显赫，家为高门的，如果没有被授为吏部郎，即使得了其它较优的“清官”，出於对本人“权益”和家族“声名”的维护，往往也会拒绝不受。
受此影响，定西朝中早先掌管官员选任的职务，也都是由陇州的头等阀族子弟出任的。在此背景下，再加上如果主管选举的官员，家声、个人名望不足的话，定然难以服众这个因素，故是，吏部尚书的这个职务，莘迩在斟酌之后，没有从夹袋中挑人出任，而是授给了麴兰。
把此职授给麴兰，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即是与举张浑出任内史监、举氾丹出任黄门右仆射相同，也是为了“团结大多数”。
前世的时候，莘迩读到过一句话，记忆深刻，那话说的是“政治就是，把支持我们的人搞的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
莘迩觉得这话说得太有道理了，以前没有运用的机会，现在有了，他当然要把它付诸实践。只要对他不形成严重的威胁，那能用的人，他就争取把之都放到合适的位置上，——即使内部时而会有反对他的声音，总好过做孤家寡人，这，是莘迩现在为政的原则。
六部二十四司，其余两部、二十四司的主吏，有的是冠族子弟，有的是寒门子弟，无论冠族、寒门，不管这些大小主吏们的出身如何，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俱为干吏，都是有实才的。这一点，与定西朝中此前的情况大为不同，与江左一直以来的情况也是截然两类。
仍拿江左举例，江左的尚书省，上到尚书令、仆射，下到尚书郎、丞，论以出身，悉为贵族，但彼辈的出身虽好，考以实才，却是大多无有，谈玄说空，头头是道，办理实务，通了九窍，乃至有的人，连公文都看不懂，“望白署空”罢了，尚书省整个的日常行政工作，实际是全靠那二百四五十个多由寒士充任的底层小吏，即“正令史”、“书令史”来运转的。
莘迩对这种情况是深恶痛绝。
特别是日常的工作都由寒士们任劳任怨地去办，结果寒士还被贵族们蔑称为“小人”，动不动就“鞭杖肃督”，真是岂有此理。
国家的高级官吏如果都是这样，还谈何中兴？谈何光复中原？
因是，趁着改制的这个机会，莘迩把不中用的那些官吏全给淘汰了出去，留用於六部二十四司中的，则都是他精心挑选出来的。那些淘汰掉的官吏，倒也没有把他们尽数免官，而是有的下放到了郡县，试着锻炼一下，有的着实是一无用处的，便扔到了史馆、僧司这类的机构。
尚书省，亦给以改名，改称为中台。
简而言之，现在定西朝中的行政之权，在三省六部制正式施行之后，已经是全部归於其管了。
换言之，就是定西朝中现下的起草诏令、参与决策、管领政务等各项权力，便不再分散於各府，而是分由内史监张浑、内史令羊髦、侍中陈荪、侍中黄荣、中台令麴爽、中台左仆射孙衍、中台右仆射氾丹等数人统一掌领了。
在这数人之上，则是“录尚书事”，或称之为“录中台事”的莘迩。
从跟随令狐逃难，到跟着令狐奉篡位，再到令狐奉死，令狐乐继位，又到而下，尽管时间上看来是只用了短短的数年，然其中的艰难、危险却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时至今日，莘迩终是从当年的跟班小臣，成为了定西的最大权臣。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桓蒙此时的这封来信，却是被带上了一些不同的色彩。
似可看成是，当此秦、魏、贺浑邪诸方胡族势力混战一团，北国再起战火之际，一个充满野心，望能执掌唐国朝权，以收回北地的江左唐臣后起，与一个刚刚掌握住定西朝政，同样把目光落在关中、中原，以谋光复的陇地唐人权臣之间的一次适时接触。